「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非常割裂、撕裂、分裂，同时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

分享嘉宾 |李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刚才丹玺讲了很多国际前沿的概念、理念和一些创新做法，丹丹讲了扶贫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扶贫工作，很有意思。农村社会问题好像离我们平时身处的环境很遥远，但确确实实发生在现实中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非常割裂、撕裂、分裂，同时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

昨天我在西安和“地震无国界”等机构开一个地震研讨会，问壹基金一年收入多少，我说不到两个亿，比起国字头基金会们还差的很远，但其实筹款多少不完全代表我们能做什么、改变多少。但他提到一个问题，在很多社会问题上，中国发达城市已经特别像欧美，但农村还有地方像非洲，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不同人选择怎样的定位、工作、职业、事业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回过头来讲讲我自己，90年代末上大学，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事件：环境问题。1996、1997年开始的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问题，包括98年大洪水、03年SARS。因为这些环境问题的出现，导致社会公众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关心、参与公共的社会问题。

过去我们在这个机制下，公众很少关心社会公共问题。1996年开始的大学生绿色营关注云南的滇金丝猴，因为当地县财政困难，要砍原始森林，会破坏全球唯一的200多只滇金丝猴的栖息地。由于要砍原始森林，当地一些人就行动起来，写信到了北京，然后北京最早的大学生环保社团、自然之友会员们一起推动了大学生绿色营前往当地调查。《纽约时报》说这可能是中国环境运动的里程碑事件，真正变成了纯民间普通公众关心大的社会问题。这批30多个大学生回来后，在各自大学所在城市又推动了各个地方的绿色营和环境保护的行动。我在2001年加入这个活动，一起参与创办了西安绿色营。现在全国绿色营已经21年。

之后出现了三农问题，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是三农问题特别严峻的年代，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三农社团，支农调研，下乡调查农村问题，李昌平讲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这个书写给总理，同时温铁军发起了支农调研，一批大学生跟进来。大学生参与NGO工作、比较社会化的，并不是在学校内做志愿的，而是环保和三农这两支力量，我有幸在其中一批中。所以中国现代公益过程只有21年时间，真正快速发展是2004年《基金会条例》颁布。韦丹丹讲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官办基金会转型去行政化，官办基金会是各个部委办的，有行政编制，享受行政待遇，参照公务员，有财政拨款。扶贫为了市场化，建立现代的公益组织，所以去行政化，所有员工都不再是国家单位员工，这是国字头里唯一一个往这个方向改革的，是非常了不得的改革先行者。

2004年《基金会条例》以后出现了非公募基金会，包括三一基金会在内，开拓了企业和个人可以出资成立非公募的公益基金会。我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找工作、找职业。那个年代很难有现在这么多机会找到你特别想干的事，你工作是去政府还是去企业，我是学新闻的，这个专业也不能讲。所以要干什么？好在找到绿色营，看到大量前辈们为环保牺牲。当时很有热血，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做，我们大学生不可以做，所以激起了一批人，有大量同行者进入到NGO行业，这个行业也有很多海归和从其他领域进来的，构成现在的从业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进入这个行业。

之后我在贵州一个村子里，日本的一个项目在社区做退耕还林后的资源管理和社区发展，在退耕还林之后，农民的耕地种了树以后，八年补贴拿完，还要不要回过头来砍掉种粮食？如何让村子发展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在贵州村子里做了一年，很有意思。之后去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2004年成立，百名企业家每年出10万，现在有700多个会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同机构、不同角度，官办机构在转型，草根组织不断出现，大学社团毕业以后在自己的城市创办小的草根组织，比如绿满江淮、兰州的绿驼铃，这些组织是学生毕业以后创办的。还有很多是大量的企业基金会。在阿拉善工作之后，08年南方大雪灾我到乐施会，刚救完后发生汶川地震，又第一时间到汶川做救援、重建，之后回到阿拉善，在北京办公室的基金会做环境领域的资助，资助全国环保组织项目。到2011年壹基金注册在深圳，我就到了壹基金工作。注册在深圳是什么意思？以前创办壹基金的时候是1+1=1，每个人一块钱，希望降低门槛，用很容易的方式让中国公众参与公益。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微信文章，中国公众参与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一。大家可以搜杨鹏老师的文章，中国过去是一个血缘关系社会，关心的是跟亲戚、家族有关的事，不关心跟血缘无关的公共利益，这是我们的千年文化传统，不只是新中国几十年才有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公众真正关心公共问题、参与公共利益是关键。如何做？壹基金选了几个领域，并且有一套变革理论，比如救灾领域，截止到昨天，80天去了11个省，救了24次灾。

今年洪灾救援行动非常多，包括前两天的茂县塌方。为什么要救灾？除了受灾人基本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进入救灾领域之前发现中国最大问题是太缺少草根组织，第一是基层公众参与缺乏，第二是谁来参与，政府、企业之外，第三部门非常缺失，NGO行业、社会组织非常弱，那很多公共问题就缺乏解决的社会力量，所以我们用的办法是设计标准化项目，通过标准化项目来资助，让更多县一级的小伙伴——他们可能是QQ群的志愿者，可能是百度贴吧网友，他们业余时间愿意做公益，很好，我们设计更简单但不失专业性的项目，让他们能参与，我们有项目手册和培训，让他们逐步转化成为全职、专业的、职业化团队。全国2800多个区县，县一级更需要社会建设，所以我们重点放在县这块，每年的救灾行动，比如救灾温暖包发放超过有600个县，发放团队超过一千个。这些团队大部分是没有注册的，除了普通群众，成员里还有公务员，包括狱警，所以当地人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是很好的社会建设过程。

在这样的一套方法论下，壹基金定位自己是一个平台的角色，一手筹款，另一手设计好项目，搭建每个议题网络。我们在各个议题下联合搭建了10个左右的议题网络。在救灾领域搭建了壹基金救援联盟，有全国两百多支救援队伍。同时我们在20个省建了当地的联合救灾网络，让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做灾后的应急生活救助和安置包括重建等工作，救援队负责72小时生命救援，联合救灾的NGO负责社区服务。在自闭症领域，我们把全国自闭症服务机构联合起来，建立起自闭症的网络，他们互相之间可以互相同伴教育分享经验、可以共同进行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可以共同进行更好的行业推动，可以推动包括更多的服务、和行业质量标准提升。

过去整个行业是基金会一个一个的资助NGO，壹基金的方法是建立网络/联盟，针对整个行业同步推进，希望数百家机构联合起来提升能力，总结经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主体角色，当他们有主体角色时，代表自闭症孩子的声音和自闭症孩子权利，代表受灾人群的权利，才有更大力量变革和促进。很多公共问题不是一个、十几个、几百个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需要一套系统的社会变革，从公众参与到专业组织解决问题，到政策变化和整个社会机制的变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在这样的方法论下，我们支持伙伴建了10个左右的联盟，在各个议题下。所以我们前年总结的方法论是联合公益，通过搭建议题联盟，支持联盟的运营、能力建设、项目设计和项目管理及公众教育与政策倡导，他们是民主的、自我治理的联盟。通过联盟的自我治理，支持他们的能力提升，让他们自己成为所在公共议题的主体，提升他们在领域里的专业能力，让他们进行联合行动，把某一种声音和行动效果放大。比如每年4月2日“自闭症日”，全国几百家自闭症机构会出来发声，倡导公众接纳自闭症人群，回应他们的权利。

类似这样的联合治理、联合行动、联合筹款、联合倡导的方法能让整个议题和整个行业、机构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定位是推动灾害和儿童领域的议题变化，促进机构发展。因为有更多机构和公众参与，才会有更多孩子受益和有更深层次的公共政策、社会公众认知等系统变化，这样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好的出现。这是我们基金会实现公益效果的变革理论。

*注：本文及视频为活动现场实录，部分内容未经嘉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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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乐天行动派”公益沙龙

北京大学“乐天行动派”公益沙龙是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办、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系列活动。沙龙汇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公益人、有创想有行动的青年，就全球青年公益话题展开讨论，旨在增进青年对全球社会公益事务的理解，探索世界的更多可能。激励更多青年人参与公益，乐天行动，创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