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公益行者,创立了公益基金会。同时,我还是一个公益学者,我现在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老师。所以从两个方面谈,一个是从公益学者角度谈一下社会发展到现在公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第二从公益行者的角度谈谈在新时代背景下做好公益的要点在哪儿。
先从公益学者角度谈我们国家的公益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我有一个判断,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公益将是我们下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口,为什么这么说?一个社会要实现良性治理,需要四根柱子,其实三个点可以撑起一个平面,但最稳定的是需要四根柱子撑起来。西方发达社会几百年生生不息的发展,其根本经验是因为社会治理结构很合理。有改革意愿的政府、创新精神的企业、善意监督的媒体和博爱情怀的公益。这四根柱子在西方发达社会里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支撑着“帝国主义”生生不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前三根柱子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党和政府的引领力量勃勃生机,创新精神的企业成批涌现,同时我们的传播也做得很好,但博爱情怀的公益这根柱子明显偏细。
中国和美国的财富程度事实上已经很接近。不仅是国家财富很接近,老百姓财富也很接近。比如前几年西方闹经济危机的时候,全世界的奢侈品都在等着中国人去购买。那么,两国在国民财富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比较一个数字:社会组织总数,美国是141万家,是我们的2.7倍,差距并不大;但他们社会组织创造的收入是22600亿美元,对整个美国社会的GDP贡献高达5.5%,这22600亿美元是我们的82.3倍。同时美国2015年度社会捐赠量(富人+普通老百姓)是3723.5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人的23.2倍。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政府、企业和媒体前三根支柱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即将加速发展的就是社会公益了,所以我判断公益是下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口。
十九大报告里破天荒提到5次“社会组织”,过去从“四个文明”扩展到“五个文明”,过去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十八大扩展到“生态文明”,十九大扩展到“社会文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接下来我从公益行者角度讲一下,我们国家公益进一步发展的要点在哪儿?12月23日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意见,民政部开了新闻发布会。2015年11月27日,中央扶贫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话“我们国家历来、自古以来不缺扶贫济困的爱心和力量,但是我们缺的是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所以导致一些人宁愿把巨款捐到国外去也不用于国内的贫困人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原话。我当时是县委书记,文件通读了5遍,记笔记记了4页。
这中间点出一个要点,有一个企业家将10个亿捐到哈佛,但是你想,哈佛缺这个钱吗?当然不缺。我们不是在诋毁这个企业家,他之所以把钱捐到哈佛,是因为他相信哈佛会把他的钱用好。我们的公益组织不是被郭美美摧毁的,而是被多年的不透明、低效率、官僚化的运行给摧毁的。
在新时代下做公益要把住两个要点:一个是透明,第二个是有效率。透明是我们的生命线;同时公益要有效率,公益不能只有情怀、有爱心、做好事就行了,公益是一定要推动社会综合效率的提升,这才是好的公益。我自己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叫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立足于关注贫困地区儿童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现在联合新阳光慈善公益基金会做一场社会公益实验,我担任新阳光慈善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
我的公益合伙人刘正琛是北大校友,他是北大的传奇人物,同时自己是白血病患者,成功闯关之后决定今后的人生都用来帮助和他一样不幸的人,他在大学期间就倡导成立了我国唯一的一个民间骨髓库——阳光骨髓库。2009年转为新阳光慈善基金会,2013年第一批从非公募转为公募基金会。
我们联合做的一件事情是在一个贫困地区广东河源,由公益组织牵头,联合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对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白血病患儿实施兜底治疗。白血病是灾难性的花费。我们公益组织牵头,政府和医疗机构把所有体制内的资源、力量用完以后,这个区域内所有孩子无论花多少钱,我们公益组织进行兜底,兜到90%。
我要做的事情,你们是不是以为只是找富人筹钱给穷孩子付医药费?不错,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仅仅是做社会公益试验的10%,那么90%的力量干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场公益社会试验,建立数据库,找到规律,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希望为这个国家因病致贫的难题提供规律性的探讨和思考。
我在广东河源成立了三个中心:第一个是肿瘤社会中心,针对所有患儿,给他们提供医疗、政策、求助渠道、护理的等所有相关知识的服务。第二个叫优医中心,服务医生,联合全国力量对贫困地区的医疗水平进行提升,动员我的能力、公益组织的能力帮助贫困地区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第三个叫医疗技术评估中心,这个中心是我们公益社会实验的核心要点。
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大病灾难性花费是普遍性的社会痛点和难点?不光是贫困人口,中产阶级也恐慌,因为国家整体医保制度的现状是广覆盖、低水平的。我们医保目录8年都不更新,为什么?为什么有很多孩子生了病之后压力这么大?比如儿童白血病有一种很难的肺尘染色体儿童白血病,它有一种特效药是达沙替尼,用它孩子成活率在70%以上,不用它存活率20%,这个药很难买、很贵,又不在目录里,用它还是不用?
我们国家为什么医保目录八年都不更新?是因为我们国家从整体上没有一套很完整、很成熟的制度,就是针对疾病药物的研发、试制、试用、临床、推广、总结、纳入……西方国家有成熟的一套方法,而我们没有。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之后,想尝试公益组织牵头推进这一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的HTA不是官办的,都是社会民间组织做的。所以我们第三个中心探索医保目录外的药物,如何通过科学的流程方法和工具,纳入到医保目录内。
三个中心一个针对患者、一个针对医生、一个针对药物,我的工作逻辑就是这样的。也许大家会质疑:你何德何能,你以为你是谁,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能做?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光我一个人在做,我背后有很多人,得道多助,我跨入公益领域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但是我得到很多帮助。后天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血液组组长将跟我一起飞到广东河源做优医培训。北京大学的杨老师跟我一起去,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两个院长也会一起去,承担具体的技术评估工作。
所以我并不是堂·吉诃德,因为我面临的不是风车,而是真实的敌人——因病致贫。习近平总书记说2020年要完成精准脱贫。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国家贫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病致贫。国家卫计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是全中国贫困人口42%是因病致贫。我在任县委书记时50万人中有16.7万人是贫困人口,是整个湖北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我们一家一户登记出来得到的数字,有48%的人口是因病致贫。所以不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点的话,精准扶贫这场仗就没有打完。现在有整整7千万人等着脱贫。我要告诉大家,全中国癌症平均发病率是十万分之271,这是平均数字。一个残忍的事实就是越穷的人癌症患病率越高,只按照这个平均数,十万分之271,7000万刚脱贫的人口中每年也有将近20万人要患癌症啊!按照我们现在的医疗保障水平,这些人是不是注定要返贫。
所以这就是我做这场公益社会实验的意义,我想探路,三年后、五年后或者八年后、十年后,我会用整个后半生做公益,所以我不着急。希望我的探索成熟的时候,我可以给那个时候的总理写一份报告,告诉他我们在基层所做的探索有哪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以给国家相关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