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李一诺在2017乐天行动派年度公益盛典上的主旨演讲实录。
在盛典刚刚开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孔祥东先生的演奏惊艳了。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家，在乐天行动派的公众号里面有一篇关于他故事的介绍，文章讲述了他小时候如何学钢琴。包括刚才致辞的文霭洁女士，大家可能不知道，她其实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匈牙利人。
我为什么讲这些？是因为我们今天虽然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场合讲非常高大上的题目，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人。
所以今天我在想，如果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分享谁的好？想来想去，可能大家最有兴趣的，我也有一定发言权的，就是讲一讲我认识的，刚才那位给大家视频传声的人，讲讲我认识的比尔·盖茨。
熟悉我们的朋友会知道，我在两年前接手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工作，在这之前我对比尔·盖茨的印象无非是两个：
一、有钱人。我不知道他确切有多少钱，应该是800亿美金左右，是大家熟知的“世界首富”。在2008年时，他捐出了个人财富的580亿，成为了“世界首善”。大家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有钱。”
二、因为他的捐赠行为，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善人。基金会是2000年成立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总共已经捐出了410亿美金，去年的捐赠额达到43亿美金。他捐了很多钱。
除此之外呢？今天我想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两个标签之外的我认识的他。
在我分享之前，给大家先看一个小视频。
数据狂：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问题
我认为他的第一个标签——除了善人和有钱人之外——是“数据狂”。
到什么程度？当时我们做这个报告（指盖茨基金会在2017年9月3日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数据背后的故事》报告）的时候，他第一个想的名字叫“数据报告”，后来怕把大家吓跑了，改了一个名字叫“数据背后的故事”。为什么数据这么重要？因为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到问题。
比如艾滋病，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病的名字不陌生，但是可能没有人意识到它有多么严重。艾滋病至今已经导致3500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加拿大全部人口总数。
所以，盖茨曾经说，艾滋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关于艾滋病的好消息是，2000年左右时，全球对艾滋病的防治有巨大的投入，所以到2005年左右的时候，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2000年，你所看到的艾滋病死亡率将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曲线，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会是一个非常让人恐慌的事情。
虽然艾滋病的死亡率现在正在下降，但如果我们对艾滋病的全球投入不继续增加，有可能这个人数会变成红色。
黑色的线是说如果投入不变，红色的线是如果我们减少投入，绿色的线是如果我们增加投入。
如果增加投入，那么可能会有300万人免于死亡。如果减少投入，则可能有超过500万人会因此而死亡，一上一下约千万人的生命。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数据，但是数据后面是非常严峻的面对全球的健康问题。
再看下面这张图，疟疾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但在60年以前，中国每年有6000万人会受到疟疾的困扰，在我自己的父母辈和祖父辈都有（患病的人），我们叫“打摆子”。
疟疾在全球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虽然到2016年，疟疾的死亡率有很大的降低，但是这里的确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对全球疟疾问题足够重视，有可能是一个绿色的将来，如果不重视，很有可能会到红色的将来。这是什么概念？
目前世界上每年还有几亿人受到疟疾的困扰，每年死亡人口里有50万人是5岁以下的孩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防治疟疾方面中国有巨大的经验。之所以我们现在对疟疾不熟悉，是因为去年中国的疟疾病例大概只有3000例。从当年的6000万例到现在的3000例——这3000例里面大部分是输入性病例，例如集中在云南边界，而我们本地的案例大概只有几十例的样子——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到2020年或者最晚到2030年，中国就应该没有疟疾了。中国有大量的经验可以输出。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数据背后，还有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2000年盖茨基金会成立时，全球对于这个影响上亿人疾病的投入只有5亿美元，而每年用于男性谢顶研发投入是20亿美金。有时候5亿听起来是很大的数字，但是却大大逊色于一个不致命的健康需求（的投入数字）。在这样一个面对全球健康的问题上，也是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有人去投入资源、智力去解决问题。
技术宅：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大家从微软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技术宅”。数据可以让我们看到问题，但还是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这个巨大的机器叫Omni Processor（全能处理器），是靠蒸汽运转的一台机器，可以把排便粪水净化成干净的水。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全世界至少有 20 亿人因为缺乏适当排水设施。而糟糕的卫生环境所导致的疾病，每年让70万儿童失去生命。
这是什么概念？他们中很多人不得不用旱地厕所。旱地厕所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正常的说法叫“随地大小便”。原因是因为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城市里的马桶体系需要大量的管道系统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广大的农村不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
因此，这是一个困扰全球的大问题。这个全能处理器是基金会投资的一种技术方案，会把排便粪水净化成干净的水。我们现在希望在跟中国的合作中，可以让这项技术成本更低，让更多人可及。
为了推广这一套技术，盖茨做了一个壮举。当时有一个很牛的照片叫“比尔·盖茨喝粪水”。
这个还不够，大家知道粪便很大的问题是有味道，有时候哪怕有厕所也不愿意去，因为旱厕很臭，宁可到外面去大小便。当时盖茨基金会又有一个技术的创新，叫大便香水。通过跟一个香水公司合作让大便除臭。
这两个例子很有意思，是很技术宅的形象。
想给大家举第三个例子是一个产品，它由一家在西雅图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研发，并将这项技术免费转移给中国的澳柯玛冰箱企业生产，做成了这个产品。产品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在只用冰的情况下，让在疫苗在0-10度的情况下储存35天。
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因为疫苗是减低死亡率最有效的产品。但是疫苗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冷链的需求，没有冰箱是做不了的。在沙漠里有很多儿童因为得不到疫苗而患病。而这一个桶可以满足6000人社区的疫苗的需求。
聪明人：多方合作，应对复杂挑战
他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不是指他有小聪明，否则不会是首富。
通过数据看到问题，通过技术有了解决方案。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着很多的挑战，是全球范围内非常复杂问题的挑战。所以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多方合作。
这里我又要讲一个小数据，每次看到数据时我都很震惊。
有两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疾病负担。全球90%的疾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全球研发投入只有10%左右是针对这些疾病的。第二是对比应对这些疾病的药物，从七十年代到现在创新了1500多种新药，其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新药只有不到20个。
这样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制药厂，而是证明了我们的商业和制药企业是有边界的。
因为对穷人疾病研发药物没有钱赚，换了你、我做这个制药公司的CEO，我们会做出一样的决定。
那么问题来了，谁来解决穷人疾病的这些问题？
在这个例子里，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人也非常骄傲，今年3月份，我们跟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建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希望由北京市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共同出资，把先进的药物研发技术和我们中国的药物研发人才相结合，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产品。
乐天行动派：通过我们的努力共同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我们由数据看到问题，有技术解决问题，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面对复杂问题。最终需要的是什么？——Optimism（乐观）。
有时候觉得在盖茨基金会工作挺难的，因为很多不熟悉我们领域工作的人会想，你们这么有钱，谈什么乐天？你们当然很乐天了。如果我有800亿，我也很乐天。
有的时候想，是挺难解释的，为什么这么有钱，还在讲我们的工作多么困难，多么希望让大家做乐天行动派。
原因在于，虽然从个人角度看，他们看起来财富非常巨大，有非常大的资源，但是，在面对我们全人类的巨大的可被解决的人类苦难时，你又觉得是非常非常渺小和无力的。
就以刚才讲到的疟疾为例，疟疾是影响几亿人的疾病，而对于疟疾的投入却因为没有市场而少得可怜。
可以想，虽然他有这么多钱，但是实际上这些钱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和挑战而言，又是杯水车薪。
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的伙伴，包括盖茨基金会自己在不遗余力地不断倡导这些事情？是希望大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同时希望大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又不会悲观。
我自己曾经一直是一个挺悲观的人。最近看的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是曾经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为悲观性的乐观主义辩解。他认为，悲观主义的人每天看到的都是问题，我们的世界非常糟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已经很糟糕了，如果我们不尽力做到最好，世界只能变得更糟。
这是他对乐观的讲述。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心有戚戚。
就像盖茨先生讲过的，所谓的乐观不是认为仅仅有希望，认为问题会被解决。而是有信念，这个信念是这些可被解决的苦难，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共同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这句话和大家共享，希望我们在创造美好明天的这条路上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