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嘉宾主持】

杨子云 资深媒体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

【分享嘉宾】

陈 骁 美丽中国招募与大学关系经理

刘 斌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EV）联合发起人及总干事

柳 茜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主席，南京市青联委员

王丽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王 赛 益桥中国创始人，牛津大学罗德学者，哈佛法学院JD候选人

Q1：优秀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大家都在争取；那这种招募是否也针对二三线本科院校？

刘斌：目前我们招募不是不去二三线城市，现在30%左右的学生在二三线城市，70%在一本学校，30%的来自985、211高校。

陈骁：我也分享一下，美丽中国的招募，并不是只针对北大清华，而是覆盖了全国所有的985和211高校，除了新疆、西藏没有，其他省都有。招募的时候，要求的底线是只要全职本科毕业就OK，然后通过面试，这个标准都一样，我们没有在学校方面建太多的门槛。

刘斌：现在有一个现实情况，虽然所有公益组织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开放的，但很难传递到二三线城市，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杨子云：我知道有的教育基金会本身就在二三线城市，比如湖南的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这是专注于湖南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公益机构，他们做乡村夏令营的时候，也会学习益微青年的课程。应该说公益项目在设计上没有地域的歧视，只不过客观上多数资源聚集北京，。

柳茜：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对参与项目青年的选择，不会根据学校选。而是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对社会有构想，并努力去实践。比如，哈佛中国行的中国代表，不仅有清华北大的，还有来自二三线学校的。我们有个代表来自河北工业大学，这个大学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但她从大一开始做社会企业，希望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实现公益探索。这个小朋友特别害羞，进来以后也不怎么说话，我们一直鼓励她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我们有个分享时间，每个人讲一个故事，她讲的就是自己的故事。讲完以后，大家的掌声特别热烈。因为大家看到了你在做的事情，而且看到了你带来的改变，这些人真的被很多外国同学认可。我们希望邀请更多这样的同学，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学。

Q2：投身公益，总会有一些困难，有的人可能会中途退缩，有什么相应的体制或有效的对策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杨子云：益微青年的项目是短期，短期进入、短期退出，长期的支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陈骁说一下。

陈骁：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支教志愿者会遇到心理问题和沟通问题，比如与当地老师的沟通困难，甚至对当地的硬件条件难以接受。这时候我们会跟当地老师进行实时沟通，从工作层面了解到最新动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队友之间的沟通和鼓励，我承认我在两年当中也出现想退缩的时刻，但跟队友的沟通哪怕是吐槽都非常好，最后总能一起想出解决的办法。加上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很通畅，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到具体工作人员，包括创始人，有很多渠道。所以很多时候最大难题是没有找到渠道去抒发，如果交流通畅的话，问题会易于解决有人想退出，这是我们阻挡不了的，这是自然选择，如果沟通渠道畅通，这种情况一般很少。

杨子云：有人想退出也是OK的，因为具体的情况总在变化，想退出时当然可以退出，沟通好了也可以留下来。

Q3：请问陈骁老师，在公益事业中，您希望做中度参与者还是深度参与者？你有什么方式处理好来自事业、生活以及社会上的压力？（主要指经济来源）

陈骁：我个人是想做深度参与的。同时我希望给大家澄清一点，做公益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报酬的，我们不是裸奔的。公益这个行业想吸引人才，一定会有相应的待遇。美丽中国的老师每年有基本的津贴、补助，在美丽中国做全职员工，也有相应的工资，和咨询、投行等高薪职业相比，薪资上可能没有竞争力，但不会为生活犯愁。

对我个人来说，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可能社会上，比如我父母觉得公益行业不是长久的行业，认为这个行业看不到前景，他们不理解。但我慢慢在讲。非常欣喜的是，周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公益作为职业来做，培养大家的公益理念，不是做志愿、服务、牺牲，而是真正当做工作，当做一个行业去看待，当成职业去做。而且我相信公益行业从业者本身的收入会得到更多关注，以吸引更多优秀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它是一个年轻行业，但至少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Q4：我在做乡村志愿者时发现很多乡村孩子很早辍学，今年“十三五”规划说高中的毛入学率是90%，怎么看这个数据？现在农村孩子难以上大学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解决？

王丽伟：我可能无法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你说90%的高中入学率，这个高中大概有很多是职业高中，国家教育规划里有很多配比的高中、职业高中，最近这些年国家花了很多钱要求保证一个入学率，这是国家层面规定的目标，相信数据出入不会特别大。

另外，这些人上了高中，无论是职高或是普高，或者连高中没有上而是辍学，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怎么适应生活？这个问题，我们去年专门开了沙龙探讨，探讨农村孩子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怎么能够具有更好的社会竞争力，这个讨论，每次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实践经验总结，但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改善和探索，探索农村学校里到底能教什么。

小学阶段，和城里孩子一样，拼考试分数，但资源不一样，很有可能考着考着就被淘汰了。现在我们和农村老师一起探索，利用本乡本土的资源和当地社区资源，转变原来极其严格的学科划分方式，换一种思路，乡村有很多已有的资源，我们把这些课程做好。比如最近项目式学习方式，我们积极支持老师做很多探索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提高的不仅仅是成绩，还有很多学习方法、学习思维以及其他方面的成长，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只能往这个方向探索什么是好的农村教育。

刘斌：教育包含自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如果把所有改善的可能性依托于学校教育，那么太单一了。一方面要依托于学校教育的改善，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其他路径。这个可以探讨，思路有很多。

Q5：我是农业大学的学生，来自山西，我想向王赛老师提问，我发现在北方做公益的比南方少，对于北方来说，怎么发现北方的优势，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开展公益？

王赛：问题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你有意愿，可以在山西做尝试。很多方面从意识开始做一些倡导，你有这么好的教育背景，我们没准真的可以花一些时间做一些工作。从大学层面或者更早的时候跟大家讲，通过交流，鼓励大家思考问题，认识到我跟社会有联系，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后，再给他提供工具、一些可以参与的方式，全职公益是一种方式，也可以兼职，还有其他方式，我们消除一些对社会公益的误解，不是给点钱、给点书包，这太狭隘了，我们以创新的方式、活跃的方式、让公益变成生活方式，这是可以尝试的。

好项目在山西也有，各种各样的。这里我只能从大方向讲，我们可以探索连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创造，让大家认识到公益是一个慢慢进入主流而不是边缘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当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精神方面的追求，来自于你做了什么贡献，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公益或说公共服务，所以我对未来很有信心。

Q6：相对而言，北方对公益的接受程度不如南方，客观原因是什么？

杨子云：我来做一个回答，很多年前我看见一个报告，在中国公益项目、NGO组织最发达的是云南，为什么？也许是本地更加open，更加开放。北方包括你说的山西并不缺乏公益组织，十多年前我就知道郑冰等人在山西做的农村合作社，网络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成了新乡村建设的模范。整体来说，跟当地的开放程度有关系，也跟当地的政策有关系。中国南北差异有，相对来说，南方在文化上更加灵活，更加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很久远的文化原因。但也不是说北方没有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比如在在内蒙有阿拉善SEE、。在甘肃、新疆、青海，据我所知就有好几个环保组织。

王丽伟：我感知到一个实际情况是，公益组织或者公益组织项目在西部落地的更多，中部比较少，比如河南、河北、湖南这一片比较少，因为大家对西部的印象是比较贫穷，国家也有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国家支持和公益支持相对比较多，中部恰恰出现了灯下黑的情况，本来底子不差，但后续持续的社会跟进和国家跟进很少。比如中部地区的老师工资远远低于西部地区，公益组织的程度也远远低于西部地区。

杨子云：中国公益组织发展跟中国社会发育相联系，中国的财富总量增长，社会组织的发育应该会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Q7：我做了一个公益项目，想要跟乡村学校合作，但学校惧怕承担责任和风险，不愿意合作，家长的意识也跟不上，这类问题如何解决？

刘斌：我从几个维度上回答，从教育角度来讲，进入到学校，一般情况是选对学校选对人，中国需要支持的学校非常多，一个地方不合作，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找一个容易合作的。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如果对方校长认可这个事情，很多话都不用谈，事情就特别好办。第二，进入学校的方式，看自己的项目目标，如果非要死磕这个学校，先做短的，比如做图书角，在课堂里做一点事情，先建立信任，他觉得你挺好，发现你有资源，慢慢跟你合作，然后说暑假搞搞，然后可能长了。还有学校不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比如到社区里做。

杨子云：的确有很多可以做的，中国之大，总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知道有一个滇西北支教团，我认为的一个毕业于北大的女生在这个机构的教研部工作。这个机构仅仅在泸沽湖一个地方做，做了很多年。中国之大，有很多地方可以做事。我们做公益最终是跟人打交道，要相信总能找到需要你的地方和人。我在乡村长大，我的小学四、五年级，每天奔跑三十多里路上学，初中是寄宿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读小学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从县城去支教的，她把学校办在我家所在的生产组，在我们那儿待了三年。中国的乡村需要外部资源的帮助，外部资源可能不经意间就能改变一个乡村孩子的命运，，我期待更多人可以投入乡村教育中去。

Q8：在大数据的潮流下，世界青年论坛和益桥可能与社会创新发展产生哪些互动？另外，你们各自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

柳茜：你说到大数据、科技方法在公益组织有什么应用，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这涉及到组织搭建的科技应用，是管理问题。但是，在促进大数据发展和社会创新发展上，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是有侧重的。每年的行程，很多团员虽然是学生，但是都是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的。

我们会带大家着重看一些创新企业，比如滴滴、阿里巴巴。团员中有些人本身是做互联网或者技术的，参观完之后，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后续对接的渠道，比如提供到参访企业实习的机会。或者他们自己有技术和项目想落到中国，我们会帮助对接中国高校和创业园区。其实讲好中国故事是第一步，这后面更重要的是落地，把国外的人力、项目等优秀资源引进来，跟国内做合作、做嫁接，这样才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关注项目之后的落地环节。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组织发展过程中自身最大的痛点。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困难是需要做公众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让更多的人认可是有个过程的。第一年做哈佛中国行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城市做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当时政府就不是特别放心，他们觉得你带一帮这么优秀的青年来讨论体制干什么？会不会说些我没有把控的话？他们会很紧张，所以第一年我们的部分行程是被跟踪着的。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们就有了去中央政府的参访行程。第三年，我们已经和青联等机构有了合作。其实有些事情说难也难，但是说简单也简单，做好自己的事儿，别人是看得到的。另外的困难，可能就是筹资了。美丽中国是做支教的，为贫困孩子创造价值的，这个非常好让公众相信；我们说我们是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别人会说我很赞成你做的事情，但离我们还很远，所以我为什么要捐款给你？还是那句话，公众对这种事情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王赛：你是否知道基金会中心网，我们现在有一个伙伴在国外读完研究生，他是做项目评估、数据科学的，回到中国，他到基金会中心网，用机器学习，把整个行业重新整理，更高效更透明的整理，这有大数据各种各样的作用，包括现在和百度在合作。，把大数据和公益更好的融合，这是大趋势。但中间需要很多的跨界力量，现在公益特别缺乏专业人才，跨界过程也需要帮公益用一些数据，让专业的资源更好的融入公益。因为公益有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不能完全按照商业思路去做，这需要一个过程。你刚才提到的国际模式，可以学习国际上比较好的经验，比如学习美国等其他地区做的慈善社会创新的理念等，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杨子云：时间原因，最后请嘉宾各自说一句话给我们的听众吧。

陈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杨老师说的非常好，“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最好方法是真正迈开步子。

刘斌：解决一个大问题或者系统问题要找到切点和入口，这个入口可以很小，我们需要先定一个小目标。

王丽伟：我认为机遇在路上，路在我们的脚下，欢迎今天参加活动的学生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习，跟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行动。

柳茜：困难是有的，但是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不要被吓倒，从手头能做的事情做起来，光明就在彼岸。

王赛：做公益不一定要社会精英，但社会精英一定不能缺少公益心，希望大家可以投身公益，勇于尝试另一种人生。

杨子云：今天的活动到这里。几位嘉宾都讲到一个问题，要行动，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会在行动中改变，也会在行动中解决。乐天行动派公益沙龙非常感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基金会支持我们做这样的沙龙，是希望在青年人中发现行动者，当你坐在那儿想的时候，可能困难非常大；但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困难是在行动中解决的。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行动起来，不管做什么，行动起来，创变未来。

*注：本文及视频为活动现场实录，部分内容未经嘉宾确认

北京大学“乐天行动派”公益沙龙

北京大学“乐天行动派”公益沙龙是由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办、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系列活动。沙龙汇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公益人、有创想有行动的青年，就全球青年公益话题展开讨论，旨在增进青年对全球社会公益事务的理解，探索世界的更多可能。激励更多青年人参与公益，乐天行动，创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