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个题目听起来非常有哲理性。我现在从事的是健康、心理、医疗报道方面的工作，在转行做新闻工作之前，我先做了8年的临床医生，后来又做了4年的医学研究。

整个医学和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人做临床，另一部分做基础医学研究。我不清楚普通人对“临床”两个字是否有理解。（注：临床，一般指直接接触病人并给予诊疗。）另一部分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从业者则在医学院里或者在医院的研究室里从事研究工作。

今天这个题目和我个人经历有关系，题目听起来很抽象，我想从不同个体、不同人群对疾病的不同认知说起。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在你自己去看病，或者陪家人去看病的时候，觉得医生看起来有点冷漠。

事实上，医生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每天和疾病打交道，这个群体对整体疾病的看法或者对某一个疾病的认知，和患者之间、和患者家属之间、和社会其他群体之间对疾病的认知有时候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有它的社会意义，也是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医患紧张关系非常根本的原因。医生这个群体对待疾病认知框架的基础是他接受了专业医生的职业训练，任何一个疾病在医生看来，都是在长期系统地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的训练基础上的认知。这种建立在职业训练基础上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普通人和患者感到医生比较冷漠的重要原因。

当你带着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急急忙忙走在急诊室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医生正在不紧不慢的工作。这是职业对医生的影响。比如一个小孩误发异物吞咽，家长非常着急，赶快把小孩带到急诊室，让大夫或者护士赶快对孩子进行救治。家长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她对疾病的认知中有感情因素。普通病患到医院去面对医生时，对病患来讲可能是人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而对医生来讲这已经是一天当中的第N次了。

所以不管是从感情角度，还是职业经历以及医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角度，医生与病患对疾病认知的出发点及重点，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这种社会认知差异是构成医患冲突的基础。当然，在此之外，构成医患冲突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制度性、社会性因素等等。

我做过医生和记者这两个职业。我的体会是：医生职业的特点是专业门槛特别高，不学医的人很难走进医疗这个门槛。记者职业专业门槛很低，因为会讲话、能写字的人事实上都能当记者。当然，我没有贬低记者行业的意思。

医生行业，专业门槛非常高，但社会属性很强，社会门槛比较低。因为医疗和疾病，每一个人都与之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生病的，不需要和医院打交道的。

医疗和其他任何学科专业知识不一样，有很多学科不感兴趣可以不去学，可以不去关注，但唯独医疗，既是一个非常深的专业领域，又是一个人人都懂一点的专业领域。乃至于你自己所懂的一点医，误以为自己可以在所谓的临床决策中都能够参加一点意见。所以医疗行业是专业门槛特别高，但社会门槛很低，大家都能参与，都感兴趣。新闻行业专业门槛很低，会写字会说话都可以当记者，但社会门槛挺高，因为做新闻的人对他的综合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政治的理解要求很高。所以这两个职业正好是非常有趣的对照。

我现在干媒体了，接下来说一点媒体的作用。由于我是学医的，所以《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关注疾病报道。作为个人而言，认识一个疾病有很多契机，比如疾病和自己的相关性。作为个人来讲，往往在自己得了病以后有了解疾病知识的愿望，或者家人得了病以后，久病成良医，对这个一并有相应的认知。作为媒体来讲，需要抓住一些机遇来促进公众对不同疾病的认知。从新闻的实际工作来谈，一个疾病是不是成为我们报道的主题或者选题，有很多不同途径或者不同的契机。比如一个突发性的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成为媒体报道以及大众认知一个疾病非常重要的契机。

比如去年陕西发生的产妇跳楼的事件，这个事件非常快速地在网上传播开来，只有在这样的契机下，我们才能系统地把无痛分娩，以及和分娩有关的、和产房文化相关的问题拿出来探讨。所以短短几天时间内，对无痛分娩的传播迅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所有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报道的主要落脚点是因为这个产妇跳楼是由于过度疼痛造成的。所以很快问题就集中在无痛分娩在中国是不是推行了，为什么不能推行，国外为什么能推行等方面。《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参与了报道，做了一期题目是 “中国产房现代化之痛”的封面报道，在无痛分娩提出的基础上往前推了一下，中国的产房文化还停留在——虽然医院富丽堂皇，医院大楼盖得很好，里面的硬件设施都很好——但是我们的理念还是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中，处在荒蛮时期，在明明不需要忍受痛苦的时候，因为理念、社会资源分布及制度上的各种问题，不采取措施，造成我们的产房远远不够现代化。这种社会热点新闻就是媒体利用这个时机，来促进大众对疾病或者是其他医疗相关认识的重要契机。

但媒体有时候也需要反思，因为这种机会被抓住之后，出于各种原因，气氛也会出现偏差。比如媒体造成对疾病的认知是过度的认知。我举一个例子，三四年之前，美国影星朱莉切掉自己的健康乳房，原因是由于基因检测，她的身体里潜在着一种让她在50岁左右患乳腺癌的机会比普通人高很多的基因。她切掉乳房以后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朱莉署名的文章，对乳腺癌进行了很多探讨，探讨的重点无疑就是基因检测可以提前预防乳腺癌，甚至是可以预防式的切除。正面的意义是通过明星的个人行为及热点新闻，大大促进了公众对乳腺癌以及相关检查治疗的认知，这是正面的。但是在新闻热潮当中也应该看到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朱莉切掉健康乳房的行为是她很个人的选择，虽然非常勇敢，被塑造成英雄，促进了对乳腺癌及基因检测的认知。但有些人认为朱莉在切掉乳房之后，在全中国、在全世界的医院里都模仿朱莉进行乳房切除的事件发生。疾病是非常个体化的事情，除了检查结果一个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到家族史、个人的健康情况、年龄，对癌症的预感性，是非常复杂、非常综合的个体化考虑。

所以促进认知正面反省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媒体上、在专业领域是有人反思和批评的。可在新闻热起来之后，特别冷静、理性的批评声音往往得不到广泛传播，所以媒体作用也会起到让公众过度认知的效果。

甚至我听说艾滋病都被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有过度认知的情况。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对艾滋病的防控还是值得人类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我想说它还有另一面，只不过这个另一面有多样性。疾病是有社会性的，甚至是有政治性的。理想地讲，社会对一个疾病的认知与它造成的疾病负担是相应的，这里提到的疾病概念是公共卫生的概念。大家想想，艾滋病的认知，包括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也认为虽然有一些公益组织对一些疾病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通过媒体或者其他手段使大家对它有认知，实际上造成了认知上的不公平，比如艾滋病所造成的社会疾病负担、所影响的人群范围和所受到的重视及认知的水平与肝炎、结核等等相比，可能是一个不平衡、不匹配的结果。所以疾病本身有社会属性，并且是有政治属性的。

与艾滋病相对应的是一些发生在非洲的被忽视的疾病，这些疾病和艾滋病起源一样，但因为这些疾病的传播模式，很难从落后的、偏远的非洲地区通过某种途径传到美国发达世界、传到中国，再致命、再凶恶也只能在非洲当地贫困的人群中不断地绵延。这些疾病虽然和艾滋病类似，是新发的传染病，是一种病种，但不会传到我们这里来。美国有盖茨基金会、卡特基金会，他们专门投入钱对被忽视的疾病进行防治，这种方式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策划一个选题，把疾病做大有很多契机，比例如产妇跳楼来传播产房的文化。还有其他契机可能是我操作媒体时，作为重点的策划和疾病与健康相关的选题机会，比如说过敏性疾病。我们在2017年所做的所有报告中，过敏性疾病报道是《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新媒体点击量的第一名。《中国新闻周刊》喜欢做很多时政类、经济类的、国际类的重大选题，唯独过敏性的封面报道是《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最受关注的，新媒体传播率是最大的。

过敏疾病好多媒体都关注过，我们关注的契机是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于四五年前就想做一个中国人过敏的流行病学的项目，中国医疗界对于临床看病非常重视，发表了很多高指数国际上的文章，但唯独对于流行病的研究是很少的。去美国查一个交通事故的数据时，连流行病的数据都能查到。协和医院要做全国性流行病学的调查，因为经费不足，原打算四五年做下来的流行病学调查，从我们知道他要做开始，就开始追踪有关过敏的报道，后来因为经费不足，以至于最后我们做的报道出来的时候，他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我们做过敏是因为有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还有其他一个选题，这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找的，契机之一是对大型的人群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有随历史演变、随年龄演变及随地区分布的相关数据，加上个体故事，向公众展示一个疾病在中国的情况。癌症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会利用每年的癌症数据做个封面报道，效果还不错，我起了一个标题“癌情汹涌”，传播得很好。

所以，对于疾病的认知，比对疾病知识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医疗的思维逻辑，在这方面加强认知尤为重要。因为对疾病的认知，不管知道多少，实际上在临床、在看病的时候，代替不了医生的决策，所以建立起医疗逻辑的认知显得尤为重要。